清晨，当金灿灿的阳光铺满河大园的时候，师生们经常会在校园里遇上一个清瘦、矍铄的老人。无论是夏天的白衣黑裤、洒金纸扇，还是冬天的鸭舌小帽、驼色围巾，老人的装束总是那么干净利落、一丝不苟；无论是走在春天红花烂漫、绿草茵茵的花园里，还是走在秋天满目金黄、落叶缤纷的银杏下，老人的步伐总是那么不紧不慢，气定神闲；无论是凝视庄重朴素的大礼堂，还是个性独具的体育馆，老人的目光总是透着关切、透着幸福，如同在注视自己家中的一砖一瓦；无论是与青年教师谈心聊天，还是对学生嘘寒问暖，老人的言语中总是带着慈爱、带着鼓励，如同在叮嘱自己的子女后生。其实，许多青年教师和学生何曾想到，对面这位和蔼可亲的老人就是我们的老校长李润田先生。
寒来暑往，春秋异节，老校长就这样在校园中静静地走着，如同一阵和风细雨，滋润着百年老校的一草一木，滋润着万千学子年轻的心田。
一盏孤灯万卷书
初识老校长机缘十分偶然，那时我刚入校不久，在一个光线略显晦暗的傍晚，一位在院学生会工作的师兄请我帮忙，与他一起将一个木制书架送至南门外的老师家属院。书架并不沉重，我们在南门外那片落寂的红砖小楼间七绕八绕，终于拐进一段阴暗仄仄的楼梯。几声叩门后，一位满面笑容的老人出现在我们面前，他领着我们将书架在书房一角落稳稳放置，然后热情地招呼我们吃西瓜。西瓜挺甜，但我的目光却一直被书房内临窗而放的小桌所吸引，桌上有条不紊地堆放着大摞大摞的图书，旁边的书架上也放得满满当当，桌角上一盏小巧的台灯散发着柔和、温暖的光。回校的路上，我才了解到刚刚招呼我们吃西瓜的老人竟是河南大学的老校长。老校长因家中书籍太多无处堆放，因此才从学院暂借了一个旧的书架。彼时，我的心中满是惊愕。此后两年，偶尔在校内可以碰上老校长，他显然还记得我，总是热情地与我打招呼。但我的脑海中却时常浮现出那张拥挤的小桌，那盏昏暗的台灯，以及案前那位宵衣旰食、奋笔疾书的老人。一盏孤灯万卷书，我想大抵如此吧。
大三那年，我作为在校生代表在院新生开学典礼上发言，恰好老校长也参加了典礼并对新同学深情寄语。那时我才知道，老校长上世纪二十年代生于辽宁省的一个小村子，在他5岁时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他的家乡也落入日本侵略者之手，十多年的“亡国奴”遭遇坚定了他努力学习、报效祖国的决心。1948年，他以全国第二名的成绩考入东北大学文学院，但动荡的时局却使他不得不终止学业。翌年，他再次考入东北大学教育系。1953年毕业后远赴河南大学任教，自此把一生贡献给了河南大学。老校长在讲话中反复提醒新同学，时不我待，做学问就要活到老学到老。后来我毕业留校，曾在院办公室作过两年科研秘书，那时我才发现老校长几乎每月都要到学院资料室借阅书籍。之后不久，老校长主编的《中国资源地理》在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那一年，他已整整78岁。老牛自知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蹄。此刻我才明白，那端坐在昏暗台灯下的瘦小老人，在面对知识时有着一颗多么强大的内心。
文章满纸书生醉
初入河南大学时，老校长主要从事地质学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后来，根据学院专业建设需要，他又转向了相对陌生的经济地理方向，并且一干就是六十年。半个多世纪的治学生涯中，无论时局如何动荡，无论条件多么艰辛，但老校长对于教学和科研从来都是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前几日，我曾意外见到老校长当年的备课资料及科研手稿十余本，其笔迹刚正遒劲，作图认真细致，书稿上用黑、红两色修改勾勒、圈圈点点，精妙之处，均有心得体会，欠佳之处，亦有商榷备注。如此治学，怎不让人心生敬佩仰慕之情。正如环规院胡良民教授所言，“李先生等老一代学人是一面镜子，我们都应对照前辈反省自己，向他们致敬，向他们看齐！”
60多年来，老校长以独到的眼光始终立足于学科前沿，积极推进交叉研究和学科融合，在农业地理、乡村地理、资源地理等方面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是学界公认的现代人文地理学的倡导者和奠基者，是现代人地关系论的主要发展者。上世纪50年代末，他在全国首创小区域地理研究，组织出版《嵖岈山人民公社地理》，该书被作为中国地理学界的代表成果在第21届国际地理大会上展出。90年代，他与南京大学苏世荣教授共同编撰的《中国城市通览》，为全国城市建设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被中国地理学会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评为著作一等奖。他主持编写的《河南人口、资源、环境丛书》是国内开展省区可持续发展的开山之作，是河南省制订“九五”规划的重要依据，吴传钧院士曾赞誉该丛书“是河南省科技界为实现《中国21世纪议程》目标出谋献策办的一件实事，在全国各省区中起到了很好的带头作用”，该丛书还曾荣获1994年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入选奖。每每看到这些皇皇巨著、锦绣文章，我想它们也许就诞生在那张拥挤的书桌上，写就于那盏昏暗的台灯下，其中不知熔铸了那位清瘦老人多少个不眠之夜。每每谈及这些文章著作、荣誉奖励，旁人也许都充满了惊愕、钦佩、敬仰，但老校长对此却十分淡然，因为他始终认为自己只是从东北一隅走出的寒门书生，他更享受这种左图右史，坐拥百城，遨游书海，纵横恣肆的感觉。虽然在他身后有着省政协副主席、科协名誉主席、校长、学会理事长等诸多头衔，但他始终把自己看作一个普通的地理工作者。
60年求索矢志不移，60年耕耘著作等身，60年奉献功勋满簿。1993年老校长被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董事会评选为“世界著名知识分子”，授予证书和金质奖章一枚。2009年他更是荣膺国内地理学界最高荣誉——“中国地理杰出成就奖”。面对荣誉、鲜花和掌声，老校长一脸平静，“我所做过的工作都是点点滴滴的，不连续的，是最平凡的工作，所取得的成绩都是周围同志帮助的结果。我愿意利用自己的余生继续为地理科学事业和科学普及工作尽绵薄之力。”一山一境界，一水一文章。我想这也许就是一个纯粹的学者的境界吧。
铁肩十年挑重担
老校长执掌校务始于1982年2月，直至1991年8月，前后历时九年半，是河南大学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老校长上任之时，文革刚刚结束不久，河南大学正处于百废待兴阶段。老校长临危受命，秉持“以人为本、团结和谐、创新发展”的治校原则，内消除弊政、整饬校风，外放眼世界、开拓奋进，学校的各项事业一时间朝气蓬勃、蔚为大观。
众所周知，上世纪中叶以来，河南大学这棵参天大树折枝成林，落地开花，为新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我们的百年老校却由河南大学逐步变为了河南师范学院、开封师范学院。时有老师愤愤然，“再没有人力挽狂澜，学校恐怕要变成明伦街师院了”。恢复河南大学校名，重振学术重镇声威，成了那个时代河大师生不解的心结。老校长上任甫始，学校已更名为河南师范大学，在有条不紊地促进各项工作的同时，他经常到教育厅和省政府陈述理由、寻求支持，“历史如此悠久的学校，只培养师资路子太窄，恢复河南大学校名有助于学校发展，有利于河南教育。” 1984年3月，老校长在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他再次恳请省长向教育部长申请。终于省长斡旋归来，满面微笑，“润田，成了！”消息传开，海内外校友倍感振奋。知名老校友、中国微生物病毒学家、复旦大学教授王鸣歧先生来函说：“听到河南大学校名恢复的消息，非常高兴。我虽在上海工作30多年，但热爱母校不减当年。”随后他捐款近一万美元，以表达对母校建设的支持。至今，提起当年的诸多艰辛，老校长依旧觉得十分欣慰，“如果不恢复河南大学校名，就有可能耽误学校发展的黄金期。”事实证明，正是老校长及当时一大批有识之士的不懈努力，才铺就了百年老校建设综合性大学的宏伟蓝图。
与恢复校名相比，推进综合性大学的各项建设更加困难。“大学之大，非大楼之大，乃大师之大”，多年潜心学术的老校长深谙此道。为了打造一流的学科队伍，他坚持引进与培育并举，努力延揽名师、培育后学。在他的诚挚邀请下，朱自强、张今等知名教授先后投身河大；他还在校内积极推动中青年学科带头人培养计划，使关爱和、李小建、宋纯鹏、程民生、张治军等一大批中青年学者得到迅速成长。可以说，正是老校长的远见卓识、超前谋划，为相关优势学科乃至河南大学的稳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一流高校的建设不能闭门造车、固步自封。为了吸取先进的办学经验，老校长力排众议，一锤定音，“走出去，把国际知名大学的真经取回来”。1985年，老校长带团访美，其间他了解到国外高校都非常重视出版机构建设，以便推动科学知识的进步和传播。于是，河南大学出版社的建设被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1989年，老校长率团访问日本，他发现国外大学教学设施非常先进，社会名流的资金支持功不可没。随后，他两次赴港会见邵逸夫先生，并与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邵逸夫先生先后向河南大学捐资500万港币，推动了明伦校区科技馆、逸夫图书馆的建设，使河大师生受益至今。
十年校长十年风，一路艰辛一路雨。如今老校长已去职20余年，那曾经坚挺的腰板已有些佝偻，那当年坚定的步伐已有些蹒跚，但他还是经常在校园里走走，看看。也许在他眼里，那朝阳下的每一座建筑，花园里的每一株草木，都如同他的孩子，二十年前挑在他肩上，如今却挂在他心里。
光明磊落心自宽
老校长在任十年，学校的各项事业得到迅猛发展，他本人也当选河南省政协副主席。虽然手中有了一定的权力，但他却从来没有用这些权力为自己换取利益，他依然是那个勤勉、执着、坦荡、朴素的学者。图书馆、科技馆、外语楼，建设资金数千万，他认真调度、仔细审查，确保每一分钱都用在实处；人员招募、职称晋升、干部调动，多少人挖空心思、联络疏通，他调查研究、选贤举能，确保每一个决定都禁得起推敲。至今在校办还流传着他的一些趣事，老校长带团出国考察，为了节省外汇，他们每人都带着一大包方便面。考察归来，按照惯例可以领取一些差旅补助，但他的那一份至今还存在校办。一次他要去南京参加学术会议，校办工作人员安排了车辆送他去火车站，司机师傅一大早赶到家属院，却听说他已经自己步行去北道门坐三路公交车了。大约三五年前，老校长出入校园时偶尔还会拎着一个人造革质地的黑色提兜。一次和学院的马建华教授聊及此事，马老师笑言，“那个提兜可有年头儿了，是建校73周年时学校统一订购的，老师们一人一个，”几位年轻老师表示怀疑，马老师言之凿凿，“跟老校长出差时我专门考证过，那上面还印着字儿呢。”
老校长退休后，省里为他配了专车，但他除了外出开会、公干，从来不会麻烦司机师傅。由于他在地理学界的地位和资历，不少单位都常请他参加项目评审等工作，但对于评审单位送上的信封、礼品，他从来都是一概拒绝，有单位委托司机代转，返程的半路又被老校长责令掉头送回。1985年左右，老校长搬进了南门对面的家属楼，并且在那儿一住就是近30年。虽然后来学校又建设了几批新的家属院，有关部门每年都劝他搬到条件更好的房子，但他却一直婉言谢绝，“就我们老两口，住那么大的房子干什么，这老房子挺好的。” 2011年，省委组织部长叶冬松来汴看望老校长，新闻照片上让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破旧的门窗以及窗台上一点未尽的红烛。之后，架不住更多的劝说，老校长才于2012年搬进了新的公寓楼。
春风化雨润无声
老校长虽然多年执掌校务，又身为省级干部，但他平日无论对待青年教师还是学生，总是那么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担任校长期间，他隔三差五到学生宿舍转悠，还经常与同学们一起排队买饭。由于衣着简朴又毫无架子，他在学生宿舍甚至被年轻的校卫队员盘问过。一位1990届校友在网上回忆，在他报到的第一天有一位其貌不扬的老头儿曾到他宿舍与之闲聊，第二天开学典礼才发现昨天的那个老头儿正端坐在讲台正中。更为巧合的是，在他离校前夕老校长又再次到了他们宿舍。这无意而为的一迎一送是这位校友求学过程中最为珍贵的记忆，同时也是老校长工作作风、处事风格的真实体现。“老校长那人没有一点儿架子，”校公共浴池的张师傅聊起老校长就像在说自己一位多年的老友，“他在位儿的时候就经常来我们这儿洗澡、理发，退休以后也来，有时候我们还一起聊聊天儿，不过这两年儿他都不咋来了，听说住的远了。”老校长每次到院资料室借书，都会顺道儿去办公室看看。院办公室的许立民老师每次见他，张口就是“老头儿，又来了”。老校长也总是笑呵呵地同他打招呼，似乎比别人恭敬地叫他校长还高兴。
老校长时时处处对自己严格要求，但对别人总怀着一颗宽容的心。他在文革期间曾被打成“走资派”和“历史反革命”，每天被红卫兵监视。当十年浩劫的乌云散去，他被任命为系党总支副书记，并担任文革滞留问题清查组组长，但随后的三个月里，他没有整治或批判任何人，却组织各个教研室尽快恢复教学科研等工作，使学生在第一时间回到了课堂。一位当年明里暗里都对他颇有微词的老同事退休后重病住院，老校长专程赶去探望，那位老同志感动得痛哭流涕，临别时还坚持起床把老校长送到了门口。
2006年，老校长在省地理学会年会上突然昏倒，随后被送进淮河医院。因其子女白天都在郑州上班，学院安排几位年轻教师轮流前往陪护。那时我刚毕业不久，对医院周边的交通还不熟悉，紧赶慢赶还是迟到了十几分钟。当我满头大汗地赶到病房，内心颇为忐忑。虽然名为陪护，但并不用做什么具体工作，看我有些尴尬无着，老校长主动与我攀谈起来。他询问了我的专业、岗位，鼓励我要继续学习、不断进步。期间他还突然想起我给他送书架、吃西瓜的事儿，说那个书架差不多也已经放满了，那一脸诚挚、慈祥的笑容使我忐忑的心渐渐平静下来。那一刻我才真切地感受到，自己面前的不仅仅是一位省级干部、学界泰斗，更是一位宽厚慈爱、虚怀若谷的长者，这种感觉就叫春风化雨，这种感觉就叫如沐春风。
相濡以沫六十年
老校长温文尔雅、人品高峻，他的夫人温柔娴淑、秀外慧中。自南下中原以来，老校长在学校传道授业，著书立说，其夫人在家中教育子女、操持家务。几十年来二人携手并肩、相濡以沫，在校园内外传为佳话。1986年，老太太偏瘫卧床，一病不起。此后十五六年，老太太的饮食起居都由老校长一个人服侍。他不仅要在学校备课讲课、处理政务，还要回家洗衣做饭，打扫房间。即使再苦再累，老校长也没有一丝一毫的抱怨，他总说：“以前我的工作忙，家里一丝一粟都靠夫人操持，现在也该我了。”伉俪情深至此，着实让人动容。2002年后，因老校长的身体也大不如前，经家人朋友反复劝说，他才同意请一位保姆与他一起照顾夫人。老校长与人为善、平易近人的作风，夫妇二人同甘共苦、白发相守的故事也深深感动了那位保姆，自进入老校长家她一干就是十二年，期间老校长每次提出要给她提高工资，保姆总是想办法推辞，因为在她心里这对老夫妇不仅是可敬的长者，更像是自己的亲人。
春风大雅能容物，秋水文章不染尘。这就是老校长，一位毕生勤勉、耕耘不辍的学者，一位植兰种蕙、恩泽广施的智者，一位淡泊名利、平易近人的长者。在老校长八十寿诞之际，北京大学胡兆亮教授曾赋诗一首，“八十高寿兼重任，七十平米垒圣名，五十惊魂相濡沫，德才兼备树楷模。”这无疑是对老校长治学、为人的最好写照。
如今，老校长已至耄耋之年。随着年事渐高，他在校园内散步的次数日渐减少。但每次到老校区办事儿，我都会在南门内等候班车时四下张望，总觉得那清瘦的身影正静静走在礼堂前，静静走在我的心坎上。
致谢：本文撰写过程中得到了环境与规划学院党委书记闫峻、院长秦耀辰的大力支持，学院两次召开专题讨论会，马建华、胡良民、冯大奎、苗长虹、乔家君等老师提供了大量的写作素材，李靖宇、尹雪、杨天娇三位同学参与了相关老师访谈及资料整理等工作。在此，对大家的支持和贡献一并表示感谢！
